《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之十一

吴正选著:《全球治理中的巴哈伊国际社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序 言

徐以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主任

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在我国，巴哈伊教常常被划入新兴宗教的范畴，然而该教的历史并不短。巴哈伊教由巴哈欧拉创立于19世纪中叶的伊朗，在一次大战前后，该教从其发源地和奥斯曼帝国传入西方国家，并在此后半个世纪时间里又遍传世界各地，目前已分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仅次于基督教的分布地域最广的世界性宗教，信徒人数达800至1000万之众，其经典如《亚格达斯经》等有800余种文字翻译，堪称世界上被译为他种文字最多的宗教典籍之一。

巴哈伊教在中国的传布，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十九世纪70、80年代，当时巴哈伊教被该教商人带来中国，初期活动中心主要在上海。20世纪20、30年代该教在华出现一波发展高潮，吸收了一些受西式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原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和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廖崇真等入教，并获得颇具中国色彩的名称“大同教”。第二阶段始于全国解放终于“文革”结束，在此期间巴哈伊教在大陆停止了活动，而转移至港澳台以及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人地区继续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巴哈伊教在华活动的第三阶段。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大陆有巴哈伊教徒数万人，数量与另一“新兴宗教”摩尔门教大致相当，分布在各行各业，主要以青年和中产阶层人士为主，并且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大中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巴哈伊教、摩尔门教、东正教和犹太教等外来宗教在我国都有程度不等的传布活动，且发展了数量不等的本地信徒，共同构成了我国除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建制宗教之外的非建制宗教板块，或者说已成为我国当前“5（指佛、道、伊、天、基五大教）+4（指犹太教、东正教、巴哈伊教、摩尔门教四个非建制宗教）+1（指民间信仰）”宗教信仰格局的组成部分。

从世界宗教史来看，巴哈伊教的传布史是相当“另类”的，这在较大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因基督宗教传教史而形成的关于近现代传教运动的传统观念。基督宗教的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外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连西方主流学者也曾批评其为帝国主义的“道德伴侣”和“随军牧师”。然而巴哈伊教的传布，恐怕很难与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画等号或连接号，事实上就在其“母国”它也是遭受迫害的宗教。与此同时，目前世界上90%以上的巴哈伊信徒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在亚洲国家，因此与基督宗教目前“脑在欧美，身体在亚非拉”不同，巴哈伊教可以说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以第三世界民众为主的世界性宗教。作为和平主义宗教，巴哈伊经典文献系统阐述了该教关于人类一体、男女平等、普及教育、普遍人权、经济公正等社会原则，而该教的组织系统则在不干预政治原则和宗教宽容精神的指导下在全球范围努力践行上述原则，从而使巴哈伊教成为当今世界上形象最为正面的宗教之一。

如本书作者所言，由于发生在该教诞生地的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巴哈伊教才开始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并且在西方学界登堂入室。而在中国，虽然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对巴哈伊教已有零星的介绍，但基于机构的较为系统的研究，则始于90年代中期。从那时起，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先后成立了研究巴哈伊教的专门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巴哈伊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西亚系巴哈伊教文献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哲学系巴哈伊教研究所等，出现了如蔡德贵、吴云贵、周燮藩先生等领军人物以及如《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蔡德贵著）和《巴哈伊教研究论文集》（第一、二、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研究中心编）等代表性论著，而其他关于巴哈伊教的学术研究活动如国内外学术会议和研究项目也在全国各地相继开展。在我国，巴哈伊教也许是少数学术影响远大于社会影响的宗教。

然而，我国巴哈伊教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还有待提高。我们最近利用中国知网的文献库进行检索，在系统中分别输入关键词“巴哈伊教”、“巴哈教”和“大同教”三个关键词，分别检索出从1991年5月至2018年6月期间篇名中含有“巴哈伊教”的学术论文59篇，含有“巴哈教”和“大同教”的学术论文各1篇，共计61篇，其中包括4篇博士论文和2篇硕士论文。这一检索结果当然并不完全准确，比如并不包括篇名中未含有该教名称的有关论文，但也大致反映了巴哈伊教在我国作为小众学术议题的研究现状。诚如本书作者所言，目前国内从事巴哈伊教研究的主要还是一些宗教学、哲学和语言学等人文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关于巴哈教的社会科学研究，比如关于巴哈伊教的国际参与和影响的研究，或基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对巴哈伊教的研究，为数不多甚至付之阙如。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国内关于巴哈伊教研究的空白，并且为该领域研究开辟了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路径。当今的国际关系研究或者说社会科学尽管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最后仍依赖二大基本路径即理论观点的创新和文献资料的发现，而结合两者的研究当然就是上乘佳作。本书依据主要还是源自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论的视角，对巴哈伊教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活动和影响展开研究并加以解读，对全球治理理论在具体案例上的运用作了开拓性的尝试；而在文献和口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方面，本书作者在相关巴哈伊机构的协助下，有机会在联合国总部对巴哈伊国际社团联合国办事处的多位负责和办事人员作了深度访谈，并旁听了在联合国运作的若干非政府组织的会议，从而获得了关于巴哈伊国际社团的组织文化、运作模式以及该组织如何在联合国具体运作等方面的不少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关于巴哈伊教全球治理思想和发展观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巴哈伊国际社团在全球治理领域之作用的独特性和创新性、以及巴哈伊国际社团联合国改革立场及方案的连贯性和前瞻性的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并且完成了这部国内继《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之后的第二部关于巴哈伊教研究的专著。

吴正选博士在2006年秋进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前，曾先后就读于福建教育学院英文系和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系。他在学习之余，曾多次担任包括巴哈伊教国际学术会议在内的大型学术活动的同声传译工作，并发表过多部相关领域的译著和多篇学术论文，这使他获得了从事巴哈伊教研究的有利条件和充分资源。本书是他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历尽6个寒暑的修改打磨而最终完成的。作为吴正选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老师，本人在指导他撰写论文的过程中获益良多，也深切感受到他的辛苦付出。在这部洋溢研究热情和凝结辛勤学术劳动成果的著作出版之际，本人对吴正选博士和帮助他完成这段艰辛学术旅程的所有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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