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 “宗教经典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穗成功举办的消息，我既惊又喜。惊的是，国内有关翻译研究的研讨会虽说不少但是以宗教经典翻译为专题、邀集不同学界的学者探讨多种宗教经典的翻译的研讨会并不多见。喜的是，从会议的筹备过程、论文的质量以及现场研讨的情况来看， 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会后， 中国译协网、 宗教学术网、澳门日报等多家媒介报道了此次会议，《世界宗教研究》和《东方翻译》等学术刊物也发表了会议综述。
翻译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活动之一，对文明的交流与演进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论中国规模宏大的佛经翻译，还是西方波澜壮阔的《圣经》翻译，都是明证。直至近代以前，宗教翻译一直是翻译活动的重中之重；即便在非宗教翻译跃升翻译主流的当代，宗教翻译依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中国而言，除了佛经翻译，《圣经》翻译、《古兰经》翻译以及新兴宗教经典的翻译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翻译经验和理论论述，值得深入研究。下面我便结合《宗教经典汉译研究文集》谈谈我对中国当代宗教经典翻译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进一步挖掘整理传统宗教经典译论。客观地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佛经译论来说，《翻译论集》（罗新璋编，商务印书馆，1984）、《中国译学理论史稿》、(陈福康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朱志瑜、朱晓农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中国翻译通史》（马祖毅，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等书已经做了比较全面的整理工作。 就《圣经》译论而言， 也有《圣经汉译论文集》（贾保罗编， 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5）、《译经论丛》（刘翼凌编， 香港福音文宣社，1979）、《上帝的爱——缀网集》（小民编， 台北中华民国圣经公会， 1981) 等集子问世。 当然，佛经译论与 《圣经》 译论尚有进一步挖掘整理的余地， 本文集的两篇文章给了我们这方面的启发。 藏族学者何子君（奥金奔）在文中指出，与汉译佛经一样，藏译佛经同样产生了切实可行的佛经翻译理论，见于赤德松赞时期的《语合二章》、萨迦班智达的十四条原则、章嘉国师的十六条原则等文献，有待进一步整理研究。译作的序言跋语是译者翻译思想的载体，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文献价值。门泷的文章通过对八篇历时《圣经》汉译本序言的分析，探讨了中西方译者在翻译意图、主体意识等方面的渐变过程，研究视角颇为新颖。此外，《古兰经》的汉译历史不算短，汉译本也不少，但是尚未见到整理研究《古兰经》译论的著作，将来是否可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二、通过文本对比深入研究宗教经典翻译。与数量浩繁的汉译经文相比，中国译经人留下的译论还是比较少的。不过，通过对比原文和译文或者对比不同译本， 也可以梳理译者的翻译策略， 分析译者的翻译思想。 例如，鸠摩罗什是最伟大的佛经翻译家之一，他虽然没有留下专门的译论著述，但是学者们借助梵语原文以及玄奘等其他译者的译本，得以一窥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方法杜寒风根据有关文献和研究，总结并评述了罗什的主要翻译方法：删繁就简、添词扩意、改动调整、对比校正等。这些方法与当代翻译理论提出的译法多有暗合之处，对当今的翻译实践及翻译研究大有借鉴意义。当然，要更好地进行文本分析，需要研究者精通原文。在本文集中，精通希腊文的刘美纯在介绍刚刚出版的《和合本修订版》的修订原则及相关应用的论文中、精通梵语的周广荣在研究佛教经咒翻译的论文中、精通阿语的沙宗平在研究《古兰经》中乌玛（أُمَّةٌ）一词的不同译法的论文中、精通希伯来文的姜宗强在研究《圣经》中译遇到的几个问题的论文中都用到了文本对比分析的方法。
三、借助当代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宗教经典翻译。以当代理论研究宗教文本的翻译，当能给我们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新的见解，任东升和Amrollah Hemmat的文章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宗教经典的翻译一般都会经历从个人翻译到机构型翻译的转变过程， 而佛经汉译和圣经汉译在组织体制上分别采取了 “译场” 和“译委会”的形式（《古兰经》的汉译却没有出现机构性的翻译方式，其原因值得深入探讨）。任东升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分析了这两种机构性翻译的三个相同点和三个不同点，并借助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场域”视点，指出两种译经体制差异的根源， 初步构建了机构性翻译的社会学模型。来自美国中密歇根大学的 Amrollah Hemmat 博士利用巴赫金（Bakhtin）的文学理论、 古夫曼（Goffman）的 “框架分析” 理论、 贝特森（Bateson)的 “双重束缚” 理论、贝克尔（Becker）的“动态语言”理论、伽达默尔（Gadamer）的阐释学理论来研究宗教文本的对话属性和翻译的主观性，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翻译是一种视野的融合，是文本和译者之间的一种动态对话；译者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纠正，使译文尽可能接近作者的原意，尽量把翻译的主观性降至最低。
四、关注新兴宗教经典的翻译实践与理论。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兴宗教巴哈伊信仰的经典翻译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兴趣和重视。一个半世纪以来， 巴哈伊经典已被译入800余种语言；其汉译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且汉译活动仍在大规模地进行，形成了我国当代宗教文献翻译的新景观，值得深入探讨。不仅如此，与以往的宗教文献不同，巴哈伊权威文献中含有大量关于翻译的论述，既有理论层面的探讨，也不乏具体的指示，值得译界挖掘梳理。然而，翻译界对巴哈伊经典的翻译鲜有研究，国外只有零星的探讨，国内译界似乎从未听闻这一领域。在此背景下，万兆元抛砖引玉，简要回顾了巴哈伊经典的翻译历史特别是其英译史和汉译史，接着梳理了巴哈伊权威文献中有关翻译标准和翻译程序的论述：巴哈伊的翻译标准一言以蔽之，可概括为“符合原作”或“与原文一致”，细究则可分为 “忠实”、 “通顺” 和“优美”三个标准；至于翻译程序，巴哈伊信仰认为理想的做法是由称职的委员会而非个人来翻译所有圣作，并对译者素质、翻译步骤提出了具体指示。 论文集末尾还附有“巴哈伊权威文献论翻译”的中英文汇编，分别按照语言和言语、原则与标准、策略与方法、风格与文风、复译与可译性、翻译委员会、译者素养等主题作了分类整理，很有研究参考价值。这是国内学界首次正式探讨巴哈伊经典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五、加强与国际翻译界的交流与对话。当今时代是一个彼此交流、互通有无的时代，翻译研究亦应如此。然而，中国翻译界与国际翻译界的交流长期处于极不对等的地位：西方翻译理论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而国际翻译界却很少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好在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观。上世纪末，为了促进中西译界的交流，我们曾约请中国翻译界的数位学者用英文或法文撰写了一批反映中国的翻译活动与理论研究成果的论文，后由国际著名翻译理论研究季刊Meta以 《中国翻译研究专号》 的形式推出， 在国际译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几年后，张佩瑶主持编译的《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由英国圣哲罗姆出版社出版。 该选集依照选、译、评、注结合的“厚实翻译”原则，将中国的传统翻译话语特别是佛典翻译论述全面而细致地展现在国外同行面前，在中国传统译论及其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征途中竖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今后，中外译界的这种交流必将进一步巩固并拓展，而其中宗教翻译研究的交流仍将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上便是我对中国当代宗教经典翻译研究的几点思考，应《宗教经典汉译研究文集》两位主编之请写出，以为文集之序。
许 钧
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2012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