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宗教研究》2012（4）
2012年5月12—13日,由广州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巴哈伊研究中心主办的“宗教经典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大学成功举办。该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研究中心、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与翻译研究所、全球文明研究中心以及新纪元国际出版社共同协办，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中密歇根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兰州交通大学、金陵协和神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四十名学者和译者与会。研讨会共收到论文27篇，主要围绕六个议题展开：宗教经典翻译通论、佛教经典翻译研究、基督教经典翻译研究、伊斯兰教经典翻译研究、巴哈伊教经典翻译研究以及其他经典翻译研究。其中既有对传统翻译经验的梳理， 也有对当代翻译实践的审视； 具体涉及翻译思想、 翻译理论、 翻译标准、翻译过程、翻译方法、译名之争、研究方法、读者反应和宗教对话等多个方面。
一、宗教经典翻译通论
宗教经典翻译有其特别之处，但也具有一切翻译活动的共性特征。翻译是一项古老而常新的人类活动，而人们对翻译的理解也是与时俱进的。 美国中密歇根大学的 Amrollah Hemmat 在题为 “当代诠释学与翻译中自我的作用”的发言中指出， 传统哲学关注译者对原文的忠实，而现代阐释学则强调译者作为文本共同创造者的独特角色，这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似乎已通过 “自反性”的诸多研究而达成了相对的调和与缓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越能意识到自己的主观性，就越有可能减少翻译中出现的主观性。翻译的组织形式也是宗教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宗教经典的翻译一般都会经历从个人翻译到机构型翻译的转变过程。佛经汉译和圣经汉译在组织体制上分别采取了 “译场” 和 “译委会”的形式。任东升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分析了这两种机构性翻译的三个相同点和三个不同点，并借助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 “场域”视点，指出两种译经体制差异的根源，初步构建了机构性翻译的社会学模型。这是利用现代相关理论来研究传统宗教翻译的一个成功尝试。世界性宗教流行区域广泛、信仰者人数总多而又背景多元, 其典籍翻译选择什么样的话语便成为问题。 庞秀成 《世界性宗教文本翻译的话语选择》一文将这一问题分为几个方面来思考， 具体探讨了宗教话语的选择与传播的关系、 翻译中世界性话语与本地话语的融合以及翻译话语构建等问题。
二、佛教经典翻译研究
中国的佛经翻译成就辉煌，经验丰富，大家辈出，尤以鸠摩罗什和玄奘为最。杜寒风根据有关文献梳理了鸠摩罗什的翻译思想，总结并评述了他的主要翻译方法：删繁就简、添词扩意、改动调整、对比校正等。这些方法与当代翻译理论提出的译法多有暗合之处，对当今的翻译实践及翻译研究大有借鉴意义。佛教经咒作为佛教经典中的特殊部类，在中国历代佛经翻译事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精通梵语的周广荣在《佛教经咒翻译的实跋与启示》一文中指出，经咒的翻译曾经出现过音译、意译、梵汉合璧式翻译等多种尝试。由此推演到宗教经典翻译中的音译策略，可以发现佛教和伊斯兰教中的音译词远远多于基督教。何以如此？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说到佛经翻译，大家一般想到的都是汉译佛经；然而，中华佛经翻译还有另一支脉——藏译佛经。与汉译佛经一样，藏译佛经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生了相应的原则和理论。藏族学者何子君（奥金奔）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虽然汉藏佛经翻译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空间区域和文化传统不同，但是两者都具有异曲同工的共性特征，这对我们当下的经典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学界对藏译佛经理论研究较少，而何文对《语合二章》等文献中有关藏经翻译原则的梳理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三、基督教经典翻译研究
在《圣经》汉译史上，《国语和合译本》（简称《和合本》） 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和影响。 自1919年出版以来， 《和合本》逐渐成为华人教会的权威译本，历90余年而不衰。然而，随着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以及圣经学术研究的不断进展，《和合本》的修订成为必然。 2010年， 经过近30年的努力， 《和合本修订版圣经》正式出版。来自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刘美纯副教授以《经典的延续》为题， 结合自己参与审阅修订版的经历， 介绍了 《和合本修订版》 的修订情况、修订原则及相关应用，给参会者带来了《圣经》汉译的最新报告。明清之际的天主教有一场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核心问题之一便是关于“上帝”与“神”的译名之争；两百年后，新教传教士们在翻译圣经时又围绕译名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伍玉西和姜宗强在梳理这一争执过程的基础上，探讨了其中折射的文化意义以及宗教经典的翻译与其他文本翻译的不同之处。近年来，传教士翻译研究颇受学者青睐，其热点之一便是传教士译者研究。 穆雷从翻译史研究方法透视传教士译者研究，指出传教士译者研究不宜流于历史知识的记录和人物的介绍，而应在“史实”编纂的基础上突显 “史识”，突出翻译史研究多语言、 多文化、多学科的特点。此外，译作的序言跋语是译者翻译思想的重要载体，具有前理论性质，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文献价值。门泷通过对八篇历时《圣经》汉译本序言的分析，探讨了中西方译者在翻译意图与效果意识、汉语审美意识、文化协商意识、译者主体意识上的渐变过程，研究视角颇为新颖。
四、伊斯兰教经典翻译研究
与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相比，《古兰经》翻译无论规模还是组织形式都有不及，而且没有出现类似 “译场” 或 “译委会”的机构化翻译行为。与此相应，学界对《古兰经》翻译的研究也偏少。沙宗平以小见大，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古兰经》中乌玛（أُمَّةٌ）一词的单数主格形式与单数宾格形式的具体含义及其在王静斋译本、马坚译本以及一些经注中的译法。苏非经典与其他一切宗教经典一样，都是人类思想文化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和反映着各大宗教共有的恒久价值观。从宗教学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其进行翻译介绍与研究，将有助于丰富人类思想文化，促进世界宗教对话与文明的交流。以此为出发点，王俊荣探讨了苏非经典翻译的意义和目的、原则与方法以及特点与难点。她强调指出，经典翻译工作者要融会贯通各大宗教基本教义，从比较走向大同，选择和倡扬宗教文化中有利未来生命和生态发展的东西，让世界充满正义、善良和爱——这是经典翻译的目的和意义，也是原则与方法。
五、巴哈伊教经典翻译研究
新兴世界宗教巴哈伊信仰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兴趣。 一个半世纪以来，巴哈伊信仰已传遍世界211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来自各个民族、种族、文化和宗教背景的700余万信徒，就全球分布范围而言仅次于基督教（《大英百科全书年鉴》，2010年）。根据蔡德贵的研究，巴哈伊信仰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出现的中文译名前后多达29个，其中“大同教”一名在1980年以前非常流行，进入90年代后“巴哈伊”这一音译逐渐成为统一译名。 许宏以巴哈伊信仰为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宗教经典的翻译对宗教传播的影响。她认为巴哈伊信仰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其经典翻译不断与中国文化相适应，宗教术语在不同环境、不同时代适时调整，体现了外来宗教本土化的过程。
截至目前， 巴哈伊经典已被译入800余种语言，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不仅如此，巴哈伊权威文献中含有大量关于翻译的论述既有理论层面的探讨，也不乏具体的指示。这些都是翻译研究的宝贵财富，对当前译学研究大有启示，值得挖掘梳理。不过，翻译界对巴哈伊经典的翻译鲜有研究，国外只有零星的研究，国内译界似乎从未听闻这一领域。在此背景下，万兆元抛砖引玉，简要回顾了巴哈伊经典的翻译历史特别是英译史和汉译史；指出巴哈伊的翻译标准一言以蔽之，可概括为“符合原作”或“与原文一致”，细究则可分为 “忠实”、“通顺” 和 “优美”三个标准；至于翻译程序，巴哈伊信仰认为理想的做法是由称职的委员会而非个人来翻译所有圣作，并对译者素质、翻译步骤提出了具体指示。此外，何琼辉根据巴哈伊的翻译标准对比分析了巴哈伊教的核心经典之一《隐言经》的两部通行中译本——澳门版与台湾版；王安民以巴哈伊的翻译原则为指导，结合《神圣文明的隐秘》的审校过程，指出在审校宗教文献时应该坚持忠实通顺为先、兼顾优美的原则。在实践层面，朱代强回顾了巴哈伊信仰的《至圣经——亚格达斯经》的翻译缘起与艰辛历程；于维雅介绍了北京大学巴哈伊原典文献翻译与研究项目的学术追求与工作方法，并给与会者展示了项目团队的一些前期翻译成果； 秦丹从调查问卷入手， 尝试从读者反应的角度来理解巴哈伊著作翻译事宜，总结出 “灵性美感”与“朗朗上口”为读者比较关注的需求。这些研究是国内学界首次正式探讨巴哈伊经典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相信将会吸引更多的学者进行后续研究。
六、其他经典翻译研究
在其他经典翻译这个议题下，潘紫径回顾了自己翻译波斯著名女诗人塔希莉的宗教诗歌的过程以及对诗体选择的感悟和思考。雷雨天以联合主编的身份介绍了中文版《路德文集》（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的翻译编辑缘起、项目的组织架构、总体设计以及运作方式，分析了翻译出版严重滞后的教训——既有技术管理亦有文化调适等方面的原因。此外，融儒道释元素为一体的中国经典《西游记》在1913年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首次译成英文，传至西方；欧阳东峰描写和解释了李提摩太的翻译策略，并探讨了其翻译行为的背后机制。
总的说来，这是一场小型紧凑、讨论集中、学术含量很高的研讨会，受到了参会者的高度评价。译界著名学者穆雷教授在评述会议时总结了三个特点：对象广泛，重点突出；扎根史实，视角多样；理论实践，相辅相成。与会者一致认为，文明的交流离不开宗教的交流，宗教的交流离不开经典的翻译。在漫长的翻译史上，出现过规模宏大的佛经翻译，波澜壮阔的《圣经》翻译以及影响深远的《古兰经》翻译。时至今日，虽然佛经翻译已经式微，《圣经》翻译与《古兰经》翻译也已基本完成，但三者都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总结传承；同时，新兴世界宗教巴哈伊信仰的经典翻译活动正在世界各地蓬勃开展，形成了当代宗教文献翻译的新景观，值得研究探讨。在当前背景下召开这样一次研讨会，总结已有的宗教翻译的经验，于经典重译以及新的宗教经典的翻译和传播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悉，翻译学界、宗教学界、宗教翻译实践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以宗教经典翻译为专题并同时研讨多种宗教经典的翻译，这在内地学术活动中尚属首次。在闭幕式上，与会者纷纷表示希望学界以后多举办此类研讨会，有学者更是当场表示愿意为举办下一届宗教经典翻译研讨会提供学术平台。